赛马运动流行于战国时代?

赛马运动流行于战国时代?

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寓言故事。齐国大将田忌与齐威王赛马,双方分别用上、中、下三个等级的马各赛三场,

田忌的军师孙膑见了,便教了田忌一个方法,以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输掉第一局;接着以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以中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连扳两局赢得最终的胜利。

由此可见赛马运动在当时颇为流行。本篇并非要研究孙膑的排阵用兵如何精妙,而是要探讨为何赛马运动会在战国时期开展,及其流行的原因。

马是人类忠实的伙伴,也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中国古代所说的“六畜”就包含马。在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古波泰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迄今为止最古老的马场以及马骨、马齿化石和盛放马奶的陶罐碎片,从而将驯化马的时间追溯到大约六千年前。

马在中国被驯化的时间尚无定论,业界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是从外地引入,另一种则是由本土的野马驯化而成。鉴于在数千年前,人类的生活技能和技术相当有限,大幅度跨越地域,长途跋涉转运马种的可能性不大。

相传在黄帝时期曾经抓到一匹红色的野马,被他的下属王亥驯服。从此黄帝禁止杀死被捕获的野马,逐步组建起了一支骑兵,并参加了逐鹿之战。

通过考古发掘确定,目前的最早的本土家马的化石出现在商代的墓穴中。王亥也非黄帝时人,而是夏朝时商国的国君,以驯化牛马和经商著称。总而言之,我国驯化马匹的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

起先,人们驯养马匹,主要还是直接作为肉食的来源。从早期的家马骨骼化石来看,其脊椎没有发生变形,说明那时的马并未作为骑乘或负重的角色来使用。这个时期的马作为食品和祭祀品,与牛、猪、羊没什么分别。

我国大约在八千年前就进入了农耕时代,那个时候只是依靠石斧、石锄等简单的工具进行粗糙的手工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工具的改良,畜力在农业中的应用也逐渐普及。

家畜中的牛、马,因体格健硕而成为畜力耕作的主力军。牛力大且性格温顺,主要应用于耕地。而马善奔走,且耐力十足,能负重致远,所以在交通运输方面能独当一面。因为有了畜力,农业生产效率有了质的飞跃。牛和马也因此受到了特殊的保护,而免于被食用。

马的速度和出众的体力,使其在军队里也有着一席之地。我国早期的本土家马为南方的“果下马”,此马的特点是个头矮、屁股大,干农活倒是可以,但并不适于骑乘。而在华夏族之外的北狄和西戎都是游牧民族,宽广的草原地貌孕育出高骏的北方马种,并随着交易进入到中原地区。

这些北方马适合军旅生活,起先主要是用来驾挽战车,谯周所撰的《古史考》云:“禹时奚仲驾马,仲又作车,便广其制也。”商代晚期就已出现以马拉战车的编队,到西周和春秋时期,战车已经成为主要作战装备之一。

在战国时期,步兵逐渐取代战车成为主流,而战马则被改编到骑兵部队,成为更为灵活机动的兵种。

由于马在农业生产和军事领域的突出贡献,长期以来就受到国人的重视。周代朝廷就设置了专门的马业管理机构,制定了车驾制度和马匹买卖规定。

管理马的官员称为太仆,其职能是为天子执御﹐掌管马畜牧之事。别看太仆只是个马夫,但他的职位很高,列周官九卿之一。商鞅颁发的《厩苑律》有“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的规定。说明那时马的地位已经超越了牛。

另外车驾中的马还是主人的身份的体现,齐国人淳于髡所著《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可见车驾中御马的数量,和主人的身份紧密关联。马不仅在现实中给人留下直观印象,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深入人心。

在《诗经》当中,所描述的马的种类就有18种之多。战国名家代表公孙龙子在阐述他的逻辑命题和诡辩命题的时候,就以“白马非马”来展开。杜预在为《周礼》做注释时,就将马列于六畜之首,以彰显马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古人对马的重视也催生了对马的喜爱,尤其是那些日行千里的骏马更是受到追捧,被人视为宝贵的财富。相传周穆王在终南山得到八匹骏马,不仅神采飞扬还能日行万里,周穆王非常高兴,与马夫造父分别乘着两辆由这八匹马牵引的马车到昆仑山访仙,随从们根本追不上。

后来这个故事被人写成一本书流传于世,叫做《穆天子传》。而穆王八骏也成了后人梦寐以求的名驹。《战国策》里头,记载着一个千金买马骨而求千里马的故事,说明当时人们对神马的热爱。

有热爱就必然会有追求。但进入到春秋时期,伴随外来马种的引入,使得种类繁多,同一种群的马里面素质也是良莠不齐。如何在众多马匹里面挑出神骏的千里马呢?在当时还真是个技术活。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军事的需要,人们会按使用途径不同将马分为六类,即繁殖用的种马、军用的戎马、仪仗用的齐马、驿用的道马、狩猎用的田马以及杂役用的驽马,区分这些马,就成了一门重要的学问。

而在那个时期精通这门学问的人,其地位和待遇都非常高。如前述周穆王的马夫造父,因献八骏有功,被封赵地,就是日后赵国的先祖。

赢非子因擅长养马,周孝王召他来为周王室牧马。赢非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马匹大量繁殖,且马的素质很高,因此得到秦地的封邑,就成了日后秦国人的祖先。

春秋时有个叫孙阳的人,善养马,并专注对马的研究。他经常周游列国寻找良马,被他看好的马没有一匹不是驰骋千里的宝驹神骏,许多国家对他敬重有加,请他帮忙相马。

孙阳为秦穆公服务时得到了很高的赞誉,被封为伯乐将军,渐渐的人们都称他为伯乐,反而忘了他的原名。伯乐根据多年的对马研究的经验,写成了《伯乐相马经》一书,其内涵丰富,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养马、相马的学术性著作。

韩愈在《马说》里提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代真正能掌握相马术的人并不多。虽说有《伯乐相马经》的参考,但放在教育和传媒都不发达,且知识传播仅限于上层社会的时代,相马术的普及还是有很大的障碍。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战事的频度和规模都与日俱增,为了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各国对优质军马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相比之下,称职的职业相马人的数量就显得严重不足了。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各国到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办法。

在《列女传》里收录了一则晋弓工妻的故事。说是晋平公让人造弓箭,箭造好了以后平公为了测试该箭是否锋利,就让造箭师用箭射向披甲,如能射穿披甲就证明这个箭是合格的。同理要在一群马中挑选出佼佼者,可以用比试的方法进行筛选,这就是赛马的开端。

从田忌赛马中齐王和田忌都把自己的马分为上、中、下三等可以看出,他们在各自专属的马场里已经用竞速的方式进行过筛选,再拉出来和别人比赛。在赛马风气的带动下,马匹能得到经常性的训练,其体质也会得到整体性的提升。

我们注意到《史记》写到田忌赛马的最后结局时有一句“卒得王千金”,意思是田忌在赢得比赛的同时,也赢了齐王的千金赌注。可见这场比赛并非单纯的竞技,还带有博彩性质。

春秋战国时期,注重商业经济的齐鲁两国赌风兴盛,从上层贵族到市井小民,投壶、赛马,斗鸡、走狗,等等博戏都已成为生活的日常。当然像投壶和赛马这种活动,只有贵族才玩得起。《左传》曾记载,鲁国的季氏与范氏因为斗鸡起了纠纷,引发了一场宫廷政变。

回头再谈赛马本身,追逐竞速本来就让人热血沸腾,如果押上赌金,就更加刺激了。但赌博之风也仅限东部沿海地区,其他内陆的诸侯国多重农抑商,严禁博彩。

从驯马、养马、相马、御马、赛马到赌马,我们与马相处了数千年。由于时代的变迁,现在的马匹已经退出了生产一线和战场,人类对于马的依赖大幅度地减弱。

但马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图腾依然以各种文化载体存续,赛马活动也逐渐发展成为了若干项国际赛事,继续陪伴着我们。而包括香港在内的某些地区,带博彩性质的赛马依然保留。

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人们热衷于赛马的目的主要还是遴选出优良的战马,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战事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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