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卜克斯之死到公使联盟围绕义和团列强与清廷为何暗自较劲?

从卜克斯之死到公使联盟围绕义和团列强与清廷为何暗自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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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湾事件,山东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及皇位继承阴谋几乎是同时展开的。清政府此时已决定不再向外国提供租借权的机会,而北京公使团也仍然未能就拳乱问题达成一致立场。

恰在这个关头,一个十分不寻常的教案在山东发生了。1899年的最后一天,英国国教传教士卜克斯在山东肥城的一个村子附近被杀。

卜克斯牧师当然不是第一个在华殒命的传教士,但这个事件的特殊重要性在于他是非天主教教士,同时又是英国人。

窦纳乐公使大怒,他的急躁脾气促使他立即向中国政府发难。在此之前,窦纳乐对天主教国家的教案很少涉及,也没有积极参加这些国家的公使针对中国政府未能及时义和团运动所提出的抗议,但此次他的态度的急剧转变对公使团达成共同立场起了关键的催化作用。

因为当时的公使团团长西班牙公使卡洛干年老眼花,不大管事,其他公使一般都把窦纳乐看作是实际的领导人。

拳乱爆发一作多来,卜克斯是英国传教士的第一个被害者。窦纳乐不得不向伦敦详细报告山东动乱的背景,因为英国政府至今对山东的局势没有什么了解。

卜克斯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在心理上早已做好了为传教事业献身的准备。英国驻烟台领事坎贝尔去肥城调查的第一份报告也证实了这个情况。

坎贝尔说,当地一位地方官特地派员劝告卜克斯不要经过这一危险地区,但被他拒绝。而且,在那个村子里,他还主动到小酒店里去试图劝说村民皈依基督。几个地痞发现后,决定将他抓起来,目的是用卜克斯去敲诈当地的一个天主教徒富户。敲诈不成后,卜克斯企图逃跑,才被这帮人杀害。

山东巡抚袁世凯的调查结果则比坎贝尔的报告更能说明问题。袁世凯的报告说,卜克斯在路上被刁民拦阻,而他先有意动武,去抢夺歹徒的刀子。总而言之,当时的证据都说明卜克斯事件不是拳会组织精心策划的谋杀洋人事件,而是一个偶发的悲剧。

更要说明的是,窦纳乐本来没有过多参与德、法、美等国公使的抗议活动,而他给伦敦的报告中却说他一直与他国公使密切合作,外交统一战线在公使团已经形成。这样,索尔兹伯里首相的一贯反对列强在华合作、共同压制中国政府的态度,不得不因为北京公使团的统一战线已经存在这样一个事实,而被迫改变态度。窦纳乐要求采取的严厉措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伦敦的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山东巡抚袁世凯破案神速,也阻挡不了公使团在窦纳乐的领导下采取了集体行动,这种统一战线的产生对日后事态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公使团的一致行动给清政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谈判的余地,双方都在互相猜测对方的意图,心理战也就从这个时刻正式开始。然而不久以后,公使们就发现,他们向清廷施加集体压力越大,越没有效果,双方的分歧也就因为卜克斯事件而急剧加深。

双方的第一次正式较量是在1900年1月中旬。早在1月5日,清廷曾发布上谕对卜克斯事件表示道歉,并严饬地方官保护不力,要求他们今后不得玩忽职守,要对外国人随时保护,此谕当然主要是给外国人看的清廷已经意识到,对传教士“随时保护”已成为不可能的事。

1月11日,清廷又颁布谕旨,要求地方官在拳民的时候要“分清良莠”,此谕的目的是安抚百姓。在此期问,清廷还专门派了军机处大学士王文韶赴英国使馆,代表慈禧太后对卜克斯事件表示惋惜。从清廷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上谕并无内在的矛盾,且卜克斯一案已有眉目。1月11日的上谕没有推翻1月5日上谕的意思,也没有仇洋的企图。

档案资料表明,1900年1月11日上谕的起因是清廷收到了几封御史参劾山东巡抚袁世凯的上奏。

这些御史指责袁世凯赴任后迅速加剧了山东的民、教冲突和官、民冲突。尽管如此,没有一个御史建议鼓励义和团的抗洋活动。

朝廷的做法与过去的政策并没有冲突,但此谕立即被公使们认为是政策的改变,而且有意煽动老百姓打击洋人。

实际上,公使们认为1900的1月11日的上谕推翻了1月5日的上谕,目的是暗中鼓励拳民的活动。经过一番谈判,英、法、德、美四国公使决定向清政府公开指出它在支持义和团。因此,四国公使同盟正式成立,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四国公使对清廷所处的微妙地位完全不予考虑,于1月27日向清廷发出了第一个联合照会。

1月11日的“上谕”所用的措词很不幸地表明中国政府支持“义和团”和“大刀会”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已经对此上谕表示感激,而且在此谕的鼓励下继续攻击基督教徒。

清政府收到联合照会后大吃一惊,清廷对公使提交抗议照会已习以为常,但这一次是联合照会,说明窦纳乐公使正在组织一场列强的集体行动。

清廷对联合照会的动机也不能不加以怀疑,因为它的出现恰恰是在建储上谕颁布以后的第三天。很难想象清廷会认为这两件事情没有关联。在总理衙门大臣与公使们正式会见时,公使们的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他们指责清廷的1月11日上谕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窦纳乐的表现更加不安,窦纳乐一马当先,给予中国政府“最严重的警告”。

尽管我认为朝廷向拳会已发出表示支持的秘密指示还不太可能,但是有这样的谣言在流传,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不是空穴来风,泰安知府向民众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前景十分黯淡,拳民天天骚扰教民、教士,我们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拳民的告示虽然已颁布,政府也派兵入泰安,但毫无作用,泰安知府不让官员采取任何行动。拳民已接到朝廷的秘密指示,受到鼓舞。”

过去,传教士发来的信息常常被公使们认为过于夸张,并不可靠。但这一次,窦纳乐开始使用传教士的电报向清廷直接施压。从此以后,传教士的报告在公使团与清廷的争斗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公使国里,法国公使毕盛是第一个提出成立公使联盟的,这个建议本身也来自于耶稣会的一名传教士贝克神父。

同时,地方的仇洋组织将成倍地扩大。如果这个计划得以继续发展,对基督徒的大屠杀便是指日可待了。

贝克神父据此向公使团发出呼吁,请英、法、德、美四国公使采取联合行动,否则“中国的基督徒不可能抵抗得住来自异教徒的攻击”。

但是,在此之前,毕盛并没有向本国外交部长德卡赛详细报告过义和团在山东的情况,他知道德卡赛对传教士问题的兴趣不大。

在此报告中,当都阿说1月11日的上谕“直接地和间接地”由窦纳乐公使对卜克斯事件的反应所引起的。

山东的局势在毓贤被解职后已经好转,但由于卜克斯事件和英国的敌对态度而一落千丈。当都阿对公使们采取集体行动的做法的解释是:

美国公使康格的行为特别肆无忌惮,他所说清廷最近向一批高官赐“福”字,其中包括毓贤,于是更加气愤。

毓贤在山东丢官主要是康格活动的结果,清廷的做法在他看来是对他有意的侮辱。

中国政府解释说,中国新年向朝廷高官赐“福”、“禄”等字是惯常的褒奖,并无政策的含义,但康格不愿接受这种解释。公使联合照会中本来没有提到军事威胁的可能性,而康格是公使团中第一个向本国政府提出采取“炮舰政策”的公使。

“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英、法、德、美的战舰同时出现在中国的海岸线上,这样就能强调我们的决心,并迫使中国接受我们的要求。”

海约翰建议康格最好让山东巡抚袁世凯继续发挥作用,现在谈“炮舰政策”并不合时宜。

1899年,袁世凯与德国签订了保护德国传教士的特别协议。直到1900年夏,德国传教士与山东百姓之间没有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此外,德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保护传教士,并不保护教民。外交大臣布洛夫在1898年向首相的报告中曾提到:

1899年间,德国政府收到安治泰主教的许多报告,说山东局势十分严峻。安治泰主教在1899年11月18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两条意见:

第一,德国政府应将保护权延伸到教民,第二,德国在华的公使保护教士的措施十分不力。

德国外交部对安治泰主教的信不予理会,只是到了1900年2月才做出礼节性的答复。

事实上,德国政府内部对安治泰主教的要求并不感兴趣。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和史利芬将军都认为德国对华武装干涉只能在他国采取行动时才有必要。提尔皮茨多次指示在青岛的总督亚希克不要卷入中国的民、教冲突。

他告诉亚希克,安治泰和《科隆大众报》正在动员一些头面人物,要求德国在青岛的军事当局出面保护中国教民,此举必不可为。

同时,霍亨洛赫首相和布洛夫外交大臣在帝国议会遭受诘难,社会议员指责安治泰主教和德国在华的殖民政策,认为德国应为山东的动乱负责。柏林与伦敦、巴黎一样,尚未收到在华外交官关于中国局势的详细报告,所以对形势的严重性不甚了了。

克林德也是直到1900年3月份才向外交部详细解释公使团与清廷的冲突,但此时事态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外冲突已经难以控制。

由于列强政府的消息不灵,政府间的磋商和合作更是不可能,因此列强对中国的动乱应采取何种策略,迟迟没能达成一致的立场。

在北京,公使团自行组织的四国同盟向清廷传递了一种误导的危险信息,公使们的联合行动迫使清廷开始怀疑列强之间已经事先达成过一致行动的协议。列强的目的要么是瓜分中国领土,要么是为了复辟光绪的地位,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解释。

瓜分中国的势头已经很明显,而公使团对慈禧太后新政权的敌对态度,不能不让清廷感觉到复辟阴谋正在展开,公使们不承认“大阿哥”便是一个明证。

四国公使的第一次联合照会所用的语言措词非常严厉,它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地发布拳会的上谕,并要求禁止所有的拳会组织。

同时,这个上谕还要明白无误地宣布任何加入拳会的人都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在正常的情况下,清廷一定会把农民造反作为头等大事。但由于外国的干涉,这一次的形势与以往不同,只要洋人的意图没有摸清,清廷不可能轻易地放弃传统的“曾国藩原则”。

清王朝的重臣意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清廷只能掌握变幻莫测的诸种变数中的一个方面,即决定何时发起全面剿拳的行动。在其他方面,清廷在与洋人打交道中无能为力,瓜分国取决于列强争斗的结果,皇位继承问题已遇到外交官的直接对抗。

清廷相信,不管形势如何严峻,只要动用军队,一群乌合之众当然不成问题。所以,洋人对清廷生存的威胁要远大于国内的动乱,而剿拳的时机便成为与洋人交涉的一个重要筹码。当然在公开场合,这种意向是不能表达的。无论如何,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比,在组织上要弱得多,清廷对此不是特别担忧。

然而,公使们的第一个联合照会表明中国政府“以夷制夷”的惯用手段已不可能。如果复辟光绪的计划真的已经开始,清廷不得不对拳乱有意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清廷感到惊奇的是,洋人对拳民如此惧怕,也许这些练过功夫的反叛者真有什么奇术。所以毓贤和端郡王载漪等人一直鼓吹的奇术可以抗洋的说法开始有了市场。

不管拳民有否奇术,他对洋人是有一定制约力的。其实,洋人真正担心的是清廷在背后有仇洋的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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